手机版 English
您现在的位置: 中山市华侨中学>教育科研>教研通讯> 正文内容

教研通讯

科尔曼报告改变美国公共教育

      

    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,它把教育的平等,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。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,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,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。

  说到美国的公共教育,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。

  这个人叫詹姆斯·科尔曼。

  话要从1964年说起。

  1964年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,这一年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,奠定了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、实现种族平等的法律基础。这时,最高法院的布朗案裁决已有十年,黑白合校的过程还在以“审慎的速度”进行之中,而全国范围内,黑人儿童的教育条件和水平究竟如何,有没有值得政府和社会注意的问题、是什么样的问题,人们并不是很清楚。因此,国会在1964年民权法第四条中提出,要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作出专门的调查,调查不同种族、肤色、宗教等平等教育机会的问题,以便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。

  这一调查任务落到了约翰·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的身上。

  科尔曼教授带着一班人,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0万个学童的数据,这是教育领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调研。然后,他们对调研材料进行了三个月的分析。1966年,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《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》。这就是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,它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报告。

  这个报告的研究结论,出乎科尔曼自己的意料

  在此以前,人们只知道,黑人儿童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,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。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,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而造成的。调查结果却发现,原来的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,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,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。而且,在分析学童学习水平的因果相关性以后发现,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,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,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,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。

  科尔曼发现,如果一个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经济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,那么所有学童,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,都表现出比较高的学习成绩,而全是穷学生的学校,学生的成绩就普遍较低。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,黑人学生的学习比在全是黑人的学校里好。他还发现,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。

  那么,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,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?科尔曼研究发现,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,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,相比白人中产阶级,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,科尔曼名之为“自我评估”(self-esteem)。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的影响,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,自我评估比较低。也就是说,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,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,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,觉得没有盼头,学习的“士气”就比较低,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,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。

  人们发现,造成了黑人和弱势人群学童“自我评估”较低的原因,是社会现实。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布。

  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,在这两种院校里,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。1965年,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1.5%是黑人,而黑人占的人口比例接近13%。

  加利弗尼亚州六十年代有二百万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公民,直到1969年,他们中只有三个本州法学院的毕业生。亚利桑那、新墨西哥和犹他州都有很多印第安人,却从来没有印第安裔的法学院毕业生。

 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,它把教育的平等,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。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,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,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。它向国会证明,教育机会的平等,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,即考察学生能够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,而且更重要的是,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,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,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,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,也造成了因种族、肤色、宗教等因素下,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。

 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,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“肯定性行动”或称“平权法案”(affirmativeaction)铺平了道路。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,实行所谓“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”。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,大学招生,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,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,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。

  特别是法学院,以往凭成绩不可能入学的黑人学生,现在占了可观的比例。

  这些黑人法学院毕业生为社会提供了合格的黑人精英,改变了黑人在政府各分支和社会管理部门的比例。

  这种反向歧视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措施。因此,几十年后,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,是否应该逐渐终结,具体措施是否适度,成为争议的焦点,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,至今没有平息。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,明显地改变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。